成思危同志在《徐崇林回忆录》“序”中写道“一九四五年，在中共南方局的指示下，徐崇林同志在重庆组织成立了‘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并担任该会理事长，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官僚资本、维护中小工业者利益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5年12月16日，一部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在重庆创立了民建。抗战时期的民族工商业者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战争、振兴民族工业、发展战时经济，民族工商业者先后在重庆等地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徐崇林等创办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06年12月7日，徐崇林出生于四川省江安县井口乡一个经济破落的家庭，姊妹六个，他排行老幺，三岁丧父，母亲勤劳一生供养众子女读书。徐崇林从私垫唱读，到小学纪事，1925年7月，他于四川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后，惜别慈母兄长，辞别故乡，北上考取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学制革、造纸和油漆等实用课程。徐崇林特别注重制革和造纸的学习，为以后他成为“皮革大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上半年在身边进步同学的影响、启发和帮助下，徐崇林受“五四运动”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凭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对革命的执着信念，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在四川老乡王蕴中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在组织的培育下，徐崇林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作热情更加饱满，并担任了学生会的负责人。据徐崇林回忆，头一两年组织生活非常正常，都是工大的同学，有十多个人。因属地下党，组织纪律非常严密，规定同志间互相来往只能限于同一个支部，不能发生横向联系。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对任何人都要保密，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内。每个支部生活都要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其他情况。后来由于白色恐怖的加剧，为避免暴露以及不必要的牺牲，支部组织生活逐渐减少。由于各级地下党组织的严重破坏，要维持正常的组织活动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遂改为个人纵向联系，即单线联系。学校CC派国民党特务学生势力逐渐抬头，活动猖獗。1930年，由于中共地下党北京市委总负责人李勃海的叛变，导致各级地下党组织被摧毁，许多人被捕，徐崇林的联系人也被捕了。当时是单线联系，一旦失去要再找组织取得联系，既冒险，也不可能。就这样徐崇林脱离了组织，失去了宝贵的党员资格，这是他终生的憾事。但是，他并不气馁，在政治上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当时由于徐崇林在工学院的学生会负有责任，执行党的决议坚决，对外活动异常活跃，遭人注意，特别是学校CC派国民党特务学生的密切关注，引起怀疑。1930年4月，徐崇林与曾经同支部的刘淑兰等同时被捕，被关押在北平公安局，关押几天后被押解到天津监狱。徐崇林先后被提审三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由于没有口供，也没有证据，更没人指认，仅仅是怀疑，属查无实据的嫌疑犯，最多也只能被认为是有左倾思想的青年学生。关押大约三个月，徐崇林后被工学院教授、国立八校工会主席许纯祖营救保释了出狱。

1931年徐崇林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

周恩来的殷切关怀

徐崇林自大学毕业后，从北平到武汉、重庆、上海，先后在四川省第二师范学校教书、吴蕴初创办的上海天原化工厂做质量检验员；几经辗转到重庆，又经科学家吴承洛介绍在卢作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任研究员、后在重庆高级工业学校担任应用化学科科长，先后出版了《中国工业现状及其发展的前途》《炭的原子价》《人造丝》《煤炭燃料之标准测验》《制革概论》《四川化学工业的现状及其发展的前途》《重庆化学工业调查报告》等十几专著。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重庆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39年8月至1940年8月，徐崇林担任了由章伯钧主办的中央赈济委员会民利制革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当时重庆被日机轰炸很厉害，章伯钧托人找徐崇林帮助在城市郊外创办制革厂。于是，徐崇林四处寻找，终于在北碚金岗背选址办厂。一年后，他辞职回到重庆，有了第一次办厂的经验，就决定自筹资金，独立办厂，经多次选择，在龙门浩桂花园创办了重庆市大成制革厂，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当时重庆三百多家皮革工厂中，大成制革厂是四大机器制革工厂之一。

事业有成，名声大振，在业界和实业界威望很高，但徐崇林从不宣扬与党的关系。后据徐崇林书中介绍，“一有机会是不会忘记争取为党工作的。”1937年，他当时在重庆高级工业学校任教，曾帮助地下党护送多批进步学生到延安，使其保存力量，免遭迫害。1938年秋，他为当时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的对外宣传刊物《生力军》编撰稿件，并积极出版了二十期。

最让徐崇林终身难忘的是1940年9月20日，他在巴蜀学校广场第一次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报告，很受教育。他在《回忆录》中说，记得当天原定在重庆通远门外黄家垭口实验剧场，后因听众太多，临时移到观音岩坡下张家花园的巴蜀学校，但该校礼堂仍无法容纳，只好改在学校操场作临时会议，周恩来站在一张方桌上作报告。会场没有扩音器，但周恩来的声音很宏亮，宣讲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讲了三个小时，精神饱满，扣人心弦。徐崇林对周恩来演讲的一字一句听得非常清楚。会场人心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尽管国民党的便衣宪警和特务四周密布，但在周恩来的人格感召下和人民大众的激情中，始终不敢进行任何骚扰和捣乱。

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位于重庆渝中区中山四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周恩来就在这大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徐崇林在这里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邀谈，面临教益。“周公馆”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处在国民党特务层层包围之中。徐崇林等进入“周公馆”必须经过戴笠公馆的门口，还必须经过小巷里的茶馆、烟摊，那里有特务站岗。传达室里有一半的地方也是特务在居住，门口有特务监视，二楼上也住有特务，甚至把楼板挖了一个小孔窥视楼下的情况。周恩来十分关心徐崇林等进出的安全，要他们提高警惕，进出时要有必要的化妆，以防特务拍照。

在周恩来的殷切关怀下，徐崇林还先后与博古、吴玉章、许涤新、张友渔、彭友今、洪沛然等同志多次叙谈，增加认识，提高觉悟，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并结识交往了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

中共指示筹建“中小工联”

抗战爆发后，我国海岸封锁，外援断绝，沿海工业区域沦陷，不少工厂纷纷回迁，加上后方原有的和新开设的工厂，到1945年底重庆已有1649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工厂。尽管这些厂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都担负起“自力更生”、“支持抗战”的任务，为当时的军工和民用作出了贡献。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自救图存，重庆织布业动员了近六万台铁木织机，织成了近三亿尺大小布匹，供应国内大部分军服和民用布。中小工厂不仅成了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为支持神圣抗战赢得最后胜利，也为今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小企业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走上独立、和平、民主的道路，建设富强康乐的中国。但是蒋介石倒行逆施，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革命力量，玩弄“假和谈、真内战”、“假民生、真独裁”的反革命两面策略。战争给旧中国中小工业占主体的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全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团结就是力量，要为生存而斗争。时机成熟，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重庆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罗叔章1942年2月筹款创办的重庆制药厂）与影响较大的军布业联谊社负责人田钟灵、李学民商议扩大组织，积极筹组了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简称“中小工联”）。

1946年3月7日，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工厂140余家，代表已登记入会的有280家工厂。大会上选出徐崇林、彭友今、田钟灵等23人为理事，李学民等9人为监事。经过第一次理、监事会又选出徐崇林、田钟灵、陈钧、张群华、王智仁、吴宗楷、蒋代延等7人为常事理事，李学民等3人常事监事，选举徐崇林为理事长。

为便于开展工作，经理事会决定，由各行业推举一人为设计委员，组成设计委员会，并选出徐崇林、王道衡、彭友今、徐守真4人为召集人，负责拟定中小工厂的生存发展方案。由经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聘请马寅初、章乃器、李烛尘、施复亮等12人为顾问，出版会刊《中小工业》，公开发行。

“中小工联”的成立，甚得广大中小厂家的重视和各方人士的支持，组织发展迅速。到1946年6月1日，已先后在成都、万县、兰州等地成立了分会，并积极筹备在南京、北平、天津建立组织。至1946年9月底，“中小工联”会员工厂发展到1186家，包括机器、纺织、化工、制革、印刷、造纸和酒精等33种工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由中小型民族资本家和手工业主组成的工业团体。

“中小工联”成立后，重庆的主要大报和进步刊物都纷纷发表评论和专论，对当时中小工业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对“中小工联”的要求和呼声作了热烈的响应，对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严厉的抨击。1946年7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中国的中小工业问题》的社论，对中小工业在抗战期间所作的功绩作了正确的评价。社论明确表示：“我们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我们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此种出卖国家、毁灭人民的政策的。”延安《解放日报》对“中小工联”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及时作了报道，并多次发表评论、专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商务日报》发表《积极扶助中小工业》，极力为中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大声疾呼。救国会创办的刊物《民主生活》发表《中小工业的前途》，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中小工业的特点和作用，肯定了对中小工业必须“加以培植，加以扩展”，而且揭露了国民党官僚买办经济政策对中小工业的扼杀，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共鸣。

中共代表团重庆办事处和南方局的许涤新、张友渔、李澄之等同志，经常在工作上给予“中小工联”许多帮助和支持。1946年4月8日，博古离渝的前几天，特地约徐崇林单独谈话三个多小时。谈到了“中小工联”担负着发展中小工业并领导中小工业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重大责任，要徐崇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群众，随时揭露反动政府压榨剥削人民的反动经济政策和政治阴谋，要与官僚资本作直接斗争。并特别指出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前是作合法斗争，将来很可能是作地下斗争。不管困难多大也要坚持下去，在党的领导下做好群众工作，争取最后胜利。吴玉章在离渝之际，几次叮嘱徐崇林“估计我们三年左右就要回来，你要不怕牺牲，站稳脚跟，紧密依靠广大工商者，保存力量，坚持斗争，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中小工联”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罗叔章、彭友今、李学民等直接参与了具体领导工作，对每一项工作、每一项活动都作了缜密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保证了“中小工联”的一切活动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