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叔章是我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老一辈的女革命家。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从谋求个人解放，到投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从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是30年代的老中共党员，但组织上让她以民主人士身份进行工作。直到80年代，经中共中央批准，她才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她出身于平民，青年时即只身离乡，自立自强，读完大学，做过抗日救亡工作、教育工作、妇女儿童工作、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以坚韧的毅力和非凡的胆识，战胜各种困难，一生经历过许多风云变幻的事件颇具传奇色彩。

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

罗叔章，湖南岳阳人，生于1899年12月21日。父亲为人正直，以行中医为业。母亲秉性娴淑，知书达理。在封建社会里，各种各样的旧礼教，犹如一副副枷锁戴在妇女身上。对于罗叔章来说，最沉重的枷锁莫如不准读书和包办婚姻。为此，她同家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幼年的罗叔章看见男孩子们到了入学年龄都去学堂读书，因为自己是女孩儿不仅不能读书，还不许到外面去玩，整天要在家里跟着母亲学做针线活，特别是要学刺绣。对此，她心中非常不平。她向父母提出读书要求。但是，思想守旧的祖母不同意。几天之后，罗叔章对母亲说，如果不同意她去读书，那么她也不学刺绣了。母亲很为难，只好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既教她刺绣，也教她读书。这件事，在罗叔章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男女不平等的阴影。

罗叔章十二岁那年，母亲突患时疫病逝。办完丧事不久，祖母和父亲就要给叔章订婚。叔章失声痛哭，表明自己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父亲知道叔章是不会屈服的，考虑到自己经常在外行医，无人照顾叔章，提出让叔章寄居到姨妈家去。

1914年秋，罗叔章在姨妈的帮助下终于迈进了岳阳洞庭女校的大门，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年以后，她又在洞庭女校两名进步教师的帮助下去长沙，考入了著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长沙，罗叔章接触了进步思想，参加了长沙学生举行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激发了她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从女子师范毕业后，祖母和父亲又提到她的婚事，而且要她赶快结婚。罗叔章知道，用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道理是无法说服祖母和父亲的，摆脱包办婚姻的惟一办法，只能是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去开创自己的人生道路。

去安徽，下南洋

1919年秋，罗叔章离家去安徽滁县县立女子学校任教。当时，五四运动掀起的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也激励着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罗叔章。她经常和校内倾向进步的教师一起阅读《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讨论国家大事。

当时，罗叔章利用假期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了由陶行知、黄炎培创办的暑期教师讲习班学习。

1923年，由黄炎培先生介绍，罗叔章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荷属东印度的婆罗洲（即现在印尼所属的加里曼丹岛）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教书。当地华侨都有强烈的爱国心，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记祖国。罗叔章在学生和华侨中介绍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启发华侨后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她讲课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生动，感染力强，总是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校方的称赞。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南洋。面对祖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罗叔章激于爱国义愤，带领三名华侨学生于1928年乘船回国。

初识宋庆龄

回国后，罗叔章旋即考入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1932年毕业。五年的异国生活，把罗叔章锻炼得更加成熟，她从众多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班上的活跃人物。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最使她终身难忘的是她作为华侨学生代表被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接见。

1929年8月，宋庆龄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发给“同盟”一封电报。她在电报中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电报传到暨大，同学们非常敬佩宋庆龄的革命精神。大家决定，由罗叔章执笔代表大家给宋庆龄写信，表示对她的支持和敬意。不久，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里接见了罗叔章。

宋庆龄一见到罗叔章，就亲切地同她握手，并微笑着说：“欢迎你！暨南大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可是反动势力也较强。你代表的华侨学生有多少？”罗叔章回答说：“我代表的华侨很多都是爱国的，都是尊敬孙中山先生的！”宋庆龄听后满意地说：“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还是依靠广大群众，包括你们这些爱国的华侨学生……”

宋庆龄的接见，给罗叔章以极大的激励。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从暨大毕业后，罗叔章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在青年学生中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1934年，罗叔章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我国华北各省。是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不久，上海妇女界成立救国联合会，罗叔章被选为理事。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成员沈钧儒等“七君子”无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罗叔章跟随宋庆龄、何香凝一行同车赴苏州营救。她在营救活动中表现非常积极，曾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密切注意和监视。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罗叔章受党组织的委托，在上海创办中华女子初级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大多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工作。实际上，这个学校也是党进行秘密活动的据点之一。

“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罗叔章在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人的号召下，动员上海工商界的家属参加募捐、制作慰问品去伤兵医院进行慰问，同时开办救护训练班，培养战地救护人员。直到上海失守前，她才取道香港，撤退到内地。

1938年春，罗叔章经广州长沙来到武汉。在中共武汉办事处，她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从此便在他们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工作。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全国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罗叔章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她配合邓颖超做了许多工作，会上仗义执言，会下广交朋友，扩大影响。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委员会下设八个组，其中文化事业组由沈兹九、罗叔章负责。罗叔章分管妇女文化教育。她多方奔走、筹款，借用教室，聘请教师，仅半个月内，相继在武昌、汉口等地办起二十多个女工文化班，学员有一千余人。

武汉失守前，我党号召动员工厂向后方疏散。罗叔章组织文化班的学员互相串连，宣传党的号召，先后有数千名工人从武汉撤退到重庆、西安、延安等地继续开工生产。女工文化班起着发动群众、团结抗日和接受共产党思想影响的积极作用。

做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罗叔章在重庆工作了六年，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从事工商界和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

为便于开展工作，罗叔章于1942年2月筹款创办了重庆制药厂。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推行合作社制度，罗叔章提出该药厂也采用合作社制度。这样既便于广泛筹集资金，也便于在官方合法登记。药厂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并为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提供了便利条件。

罗叔章严格保守党的秘密，连药厂的骨干分子也不知道工厂与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例如，当时职工们都知道重庆最有名的药房之一“广大药房”经理卢先生和重庆上清寺十七号的李太太是药厂的老主顾，直到解放后，大家才知道，卢先生就是任外贸部副部长的卢绪章，李太太则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和何香凝女士的女儿、中共党员廖梦醒。药厂的产品就是由他们通过党的地下渠道运往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手中的。

罗叔章作为制药厂经理，跻身于工商界人士之中，先后摸清了重庆工商界各帮派的势力和大、中、小企业家的政治态度。她的朋友中，有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头面人物，也有一些川帮企业家。她常被邀请参加工商界的座谈会和聚餐会。她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发言，态度严肃慎重，既保护民族工业的利益，也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受到工商界人士的拥护和尊重。

抗战胜利前后，罗叔章先后参加了三个工商团体的筹建工作，即中国经济事业协会、中小工厂联合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

“经协”是为团结工商界的中、小资本家和企业中的高级职员而成立的党的外围组织。罗叔章是“经协”核心小组成员。核心小组是秘密的。罗叔章经常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开会，不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雨雪霏霏的冬夜，经常在黄昏时悄悄上山，翌日天蒙蒙亮时离去。中共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说：“罗叔章提供了大量的人物情况和经济资料。她有经营企业的知识，有魄力，执行党的任务不遗余力，在女同志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经协”写的意见书，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巧取豪夺，宣传党的经济主张，常在《商务日报》《大公报》上刊登，影响很大。

重庆中、小工业由于官僚资本的排挤，生产下降，不少企业被迫停工关厂。党的地下组织指出要把它们组织起来，团结自救，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罗叔章奔走于中、小工厂之间，对厂家宣传团结的意义，举行记者座谈会，写出意见书，向政府请愿等。1946年年初，“中、小工联”成立，发展了千余名会员，罗叔章被选为常务理事。

1945年10月，周恩来对民族资本家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讲演会。周恩来的报告给民族资本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会后，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罗叔章等反复酝酿，于1945年12月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代表民族资本家利益，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与闻国事”。新中国成立后．罗叔章担任民建中央第一、二、三、四届常委。

罗叔章“失踪”

1947年，罗叔章的一位朋友在美国《华侨日报》上看到罗叔章失踪的消息，心里十分难过。她猜想，一种情况是罗叔章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斗争更加激烈，她隐蔽了。事实正是她猜想的后一种情况。

1946年1月，重庆制药厂收到一封恫吓信，信中写道：罗叔章想走出重庆，除非她从我们手枪子弹中飞走。

党组织考虑到罗叔章的安全。决定让她在一位民主人士家里暂时隐藏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罗叔章乔装成上海巨商，乘飞机到达上海。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亲自陪同罗叔章到盛丕华等工商界上层人士家中拜访。5月，全市五十二个人民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罗叔章等八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不久，又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推派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罗叔章为代表团秘书，定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当火车到达南京下关时，国民党特务围住车站，殴打代表。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下关血案”。

“下关血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变本加厉地迫害参加请愿的代表。罗叔章在上海已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党组织决定安排罗叔章撤退转移到香港或解放区。邓颖超约她谈话说：“东南西北任你挑选。”罗叔章提出去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邓疑超同意了。

罗叔章于10月24日从上海飞抵北平，然后从北平经长春到达吉林。听地下联络员说，从吉林去哈尔滨要通过封锁线，那里有国民党军队的检查站，查得很严。过了这个关，前面还有一个“三不管”地带，是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部队的拉锯区，双方部队随时都会发生武力冲突。此外，还有土匪经常出来骚扰，比较危险。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罗叔章化装成一位时髦的太太，谎称丈夫是哈尔滨一家杂货铺的老板，自己是从娘家回来的。她通过了封锁线和“三不管”地带。几经风险，未出意外，于11月20日最后到达哈尔滨。

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于当晚邀请罗叔章到家里共进晚餐。党组织的关怀使从白区来的罗叔章激动不已。

与宋庆龄、邓颖超的革命友谊

早在1929年，罗叔章就受到宋庆龄的接见。此后，她又追随宋庆龄参加抗日、反蒋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罗叔章受中央委托，与宋庆龄保持联系，听取宋庆龄对国事的意见，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

罗叔章经常陪同宋庆龄到外地视察参观、出席各种会议。罗叔章非常敬佩宋庆龄关心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精神，并表示愿在她的指导下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宋庆龄回答说：“那我们就是志同道合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宋庆龄对外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但与罗叔章仍然保持联系，一如往昔，或是写信，或是送些礼物。宋庆龄曾给罗叔章写信说：“赠给你一些夏威夷的果食，瑞士的巧克力糖。来得不易，请你自用。殷切地望你迅速恢复健康！”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国庆节前夕，宋庆龄对罗叔章说：“我们大家将以无比欢欣的心情来庆祝这个国庆节日。”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罗叔章悲痛万分。她抱病写了悼念文章，后又决定把自己的一套红木家具赠送给宋庆龄故居，因为这套家具是50年代初期她陪宋庆龄逛古旧家具店时，宋庆龄建议她买下的。罗叔章认为，把这套家具赠给宋庆龄故居，象征着她们之间的友谊永存。

罗叔章与邓颖超于1938年春在武汉相识，在重庆时她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交往很多，友谊很深。

邓颖超说，罗叔章接受工作时，第一不讲价钱，第二非常乐观，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像春风，吹到哪里，哪里就有生气，有温暖。因此，邓颖超就以“春风”亲切地称呼罗叔章。

“文化大革命”中，罗叔章受到冲击。邓颖超主动关心她，给她打电话，鼓励她坚持斗争。1991年，当《罗叔章文选》编辑出版时，邓颖超以八十七岁高龄亲自为文选写序言，高度赞扬了罗叔章把一生都奉献给革命和建设事业。

身居高位，廉洁自律、无私奉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10月，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1957年3月，任中央食品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8月，任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为实施新中国经济发展计划，她多次到山东、江苏、湖南等地考察油脂原料，到湖北、贵州等地考察油茶林，到岳阳考察开发洞庭湖资源。为促进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她曾率团出访过匈牙利、印度、智利、阿尔巴尼亚等国。

岳阳是罗叔章的家乡，按规定干部不能利用工作之便回乡探亲和游山玩水，罗叔章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几过家门而不入。50年代初，罗叔章住在中南海。按规定，凡亲友来访不能进中南海。罗叔章的姐姐和外甥女等人来看望她，她安排她们住在外面的旅馆。

在五、六十年代，罗叔章还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要做工商界的妇女工作，推动了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罗叔章曾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5年，罗叔章将自己的积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进入90年代，罗叔章身体大不如前，已离不开心脏起搏器，她认为有必要安排自己的后事。她对秘书说，请把何香凝先生在30年代送给她的几幅亲笔画和她的全部藏书交给岳阳市人民政府，送给家乡人民。

1992年1月30日，罗叔章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九十三岁。

罗叔章一直独身，没有子女，却引导、培育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她没有留下财产，可是生前经常资助有困难的亲友和同志，最后将全部积蓄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