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如（1897年4月3日～1966年10月18日），原名汇茹，字子拔，浙江诸暨枫桥镇大奕村人。民建成立发起人之一，民建成立时当选监事和担任技术研究组副主任；历任民建中央委员、常务委员，上海市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务委员，第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才思敏捷  学业有成

“禹至大越，上苗山大集诸侯，驻跸于此，爵有德、封有功。”魏如的祖父魏彭年和父亲魏奕圭均系秀才，以教书为生。魏如就出身在这世代书香门第，从小受着良好的家庭熏陶。

1910年魏如考入浙江绍兴府中学堂。当时鲁迅为该校教员兼监学，主管学生的学习、生活起居和日常行为。鲁迅在《呐喊·头发的故事》写道“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辛亥革命前夕，学校革命气氛浓厚，魏如参加秘密组织“革命社”。辛亥革命后，“革命社”无形解体，鲁迅也离开了学校。1913年校方无端迫害四名毕业班学生，魏如作为三年级级长，领导全校学生罢课，以示抗议。罢课失败，魏如被开除出校，并通报全省，遂失学。

1914年魏如改名大刚，进入美国基督教教会在杭州主办的之江大学；半年后因为基督教持异议而退学，在乡村小学教书谋生。

1915年魏如进入浙江第三中学读书；1916年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科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魏如担任校学生评议会书记并兼任宣传队长，曾多次上街向市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

“运用动力技术潜心从事工程系统操作、设计、管理、评估。”1920年魏如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华商华昌贸易公司和英商久胜洋行担任练习工程师、工程师。

新中公司 寓新中国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政府破坏工人运动，制造血腥屠杀，各外商洋行的中国员工全体罢工，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魏如出于爱国热情，与同学支秉渊、吕漠承、朱福驷等人每人出资250元，开设新中工程公司，寓意“新中国”。魏如等人白天仍在洋行谋生，利用业余时间代客设计洋行不愿意承接的特殊电气和机械装置。半年后，新中公司约请原在慎昌洋行的工人吴梅生加入，开设工厂，用人力车床等简陋机床，制作抽水机和柴油机。

“用燃烧柴油来获取更大能量释放。”1926年魏如带领新中公司先后改装8马力、12马力、16马力和24马力成功柴油机。

1927年久胜洋行并入英商怡和机器有限公司，魏如任该公司动力工程师。虽然报酬优厚，但魏如总感到为外人服务于心不甘。1929年魏如的同学王崇植被任命为山东省青岛市工务局长，魏如遂辞去怡和公司的职务，应王崇植之邀任青岛市政府办理技术事务的技正兼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先后为青岛市设计和改装全市路灯以利照明，为自来水厂改装设备，使夏季不缺供水。不久，王崇植离任，魏如见官场腐败，辞职回上海，专任新中厂工程师。

“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地处闸北的新中厂全部毁于炮火，损失巨大。原任厂长吕漠承转任南通大生纱厂工程师，魏如接任了新中厂厂长。经过几年的努力，魏如主持新中厂恢复了机械制造部门，生产柴油机并兼营各种修理装置业务，承包建筑铁路、公路钢桥。1934年到1935年，先后承包了粤汉、浙赣、苏嘉等铁路桥梁十座，获利颇丰，工厂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1936年试制成功45马力汽车用高速柴油机，效果良好。

铁血西迁  实业救国

1937年“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魏如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帮助下，将新中厂迁至武昌，在武昌购地建厂，准备长期制造汽车发动机。但不到半年，日本侵略者逼近武汉，魏如在危急中一面安排工厂撤退，一面组织人员协助汉阳兵工厂拆迁。

魏如将新中厂迁至长沙，喘息未定，又逢长沙大火，仓促间再移祁阳，制造供汽车使用的煤气机。抗战时期石油匮乏，用这种煤气机的汽车在内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1938年到1944年的六年中，新中厂在祁阳逐步发展，先后开设了锻铁、铸铁、炼钢、轧钢、金工、发电等十一个工场，生产各种煤气机、蒸气机、切削机、抽水机、鼓风机等。

“中国人想造汽车，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动脑筋了。”砥砺前行，上天不负有心人。新中厂支秉渊与魏如等一道在祁阳共同研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制造的第一辆汽车。中国造汽车在祁阳城郊的海水湾，迈出了走进汽车制造大国行列的第一步。一个月后，他们驾着中国第一车驶出新中厂门，跨过古东江，奔向衡桂公路，攀越川黔崇山峻岭，去参加当时在陪都重庆举办的工业展览会。

为了保证机器制造的原料需要，魏如又与银行家吕越祥等合办了民生炼铁厂，并招股电设了七里桥煤矿公司，开采烟煤以供发电之用。这时，新中厂的员工数、业务量和生产品种是内地私营厂中规模较大的企业。

“豫湘桂会战，六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进攻豫湘桂，逼近祁阳，新中厂又一次受到严重威胁。魏如除给不愿撤退的工人发给少量遣散费外，将一千多吨机器设备先由湘桂路运往柳州，再经黔桂路辗转运往重庆。由于黔桂路秩序混乱，新中厂的器材几乎散失殆尽，撤退工人与家属沿途忍饥受饿失散不少，又遇瘟疫，有的死于途中。退到重庆，工人只剩一百余人，带到重庆的残余物资，仅有几箱图纸和几吨残缺不全的器材，由厂里一台旧卡车运了些小件工具到达。于是新中厂一面由支秉渊去美国购买机器，一面由魏如组织恢复生产。

与此同时，新中公司先在沙坪坝买开源机器厂19台设备，设立沙坪坝分厂，制造加工引信的自动机床、钻床及工夹具，大批量生产急需的其他170多台通用装备。半年后，引信的生产准备基本就绪，新中公司向重庆花纱布管理局购买其位于长江南岸李家沱工业区的重庆纱厂厂房家具，添造熔铜工厂及宿舍数宅，除祁阳撤退来渝的员工做修理工的技术教师外，又招收训练重庆当地以码头工人为主的合同工数百名，总计职工达400多人，建立李家沱分厂。

“供应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的第一要义”。10月10日，新中厂与内迁工厂在重庆举办“厂矿出品展览会”，轰动山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前往参观并题词，对民族工业给以高度评价，使民族工商业者受到极大鼓舞。

民主建设 鞠躬尽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积极准备攻击解放区，发起内战。内迁工厂无事可为，发不出工资，普遍解雇工人，停工停产，引起工人罢工。魏如与重庆机器同业公会理事长马雄冠等人邀集在重庆办厂的一百多名厂主，组成请愿队先后向国民党政府翁文灏、宋子文等人请愿，要求改造成渝铁路，以维持内迁工厂的生产。宋子文坚决不肯在改造成渝铁路时使用国货，一心要进口美国设备。

资源委员会趁内迁工厂处于困难之机，出面收买各厂机器设备，实际上是要并吞内迁工厂，扼杀民族工业。对此，魏如坚决拒绝。从这些现实教训中，魏如对国民党政府的媚外卖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时，魏如经胡厥文介绍，积极参加民主建国会的筹备活动，经常参加民建的秘密会议，读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和一些秘密文件材料，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军工生产订货。

1945年11月2日午后，黄炎培与胡厥文为会议主席，主持迁川工厂联合会与国讯、宪政发起工厂的民主座谈会。到会的有31人，魏如等13人积极发言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意见。新中厂紧缩生产，四处筹措资金，寻找货源，勉强维持工厂生存。在发不出工资时，宁愿抵押材料、机器去借款，也不为国民党生产内战所需要的军火。

12月16日在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大会上，魏如被当选为监事。12月20日民建召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设立秘书处、财务组、会员组等八个办事机构，魏如担任技术研究组副主任。

1946年春，魏如回到上海，在惠民路购得厂房，买了一部分日本赔偿两机器，加上由时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支秉渊从美国买回的机器，恢复了上海新中厂。

新中国成立后，魏如坚决拥护党的政策，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将新中厂公私合营，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群众性运动，并担任新中动力机器厂厂长，后任上海农业机械公司经理。

1966年10月18日，魏如在上海病逝，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