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月3日，是我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说心里话，在父亲的祭日哀思时，总会情不自禁的回忆起我的那张“入伍通知书”……

1961年7月底，就读于唐山六中的我，在等待高考消息的同时，并做好了参军入伍的准备。结果，高考录取通知书还没到手，却收到了一张印有“唐山市兵役局”鲜红印章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在唐山陶瓷厂工作的父亲，看到我的入伍通知书后，高兴地说：“你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干。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呀！”

我太爷太奶去世时，祖父才五六岁。家里穷得很，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近支族人又养活不起。无奈，为还葬母欠债，也为葬父酬款，祖父迫不得已，来到集市，插草为标，自卖自身。后被北山隆福寺云游的和尚收养为徒，当了和尚。消息传到同族一位远房的太爷耳际，因他乏嗣，便将祖父从寺中赎出，还俗，过继为子。祖父长大后，与同村幼年丧母的祖母结了婚，先后生育子女7人（其中一人因少时患病，无钱医治而亡）。那个动乱的年月，天灾人祸不断，一家人苦苦地在死亡线上挣扎……

后来，祖父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教育影响下，秘密地参加到革命队伍的行列中。1935年，国民党伪政府同日军在塘沽签定协议，承认冀东为日本侵略军“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后，父辈中又先后有6人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有的当了明牌八路军、有的为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做“秘密的地下工作”，在隐蔽战线上勇敢战斗……

我们全家人的革命之举遭到敌特的痛恨，所以敌人经常到我们家搜捕、抄抓，搅得我们全家人东躲西藏。

1944年农历五月初四，祖父从马家沟回到我村找党支部汇报敌情，途经陡河北岸的“三叉沟”处，突然遇到被跟踪的特务引来的日本鬼子，将祖父抓捕，押往马家沟砖厂东门“警卫室”。审讯中，日伪军又是拳打脚踢，又是皮带抽，又是枪托劈头盖脸的狠砸，但祖父始终坚持“一问三不知”，宁可自己死，也不给党和中国人丢脸，结果被残暴的日本鬼子当场给杀害了……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了，我们全家人才翻了身，分了房子分了地，过上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8月1日，当我怀揣着我的入伍通知书，向母亲汇报我应征入伍的喜讯时，母亲刹时显得忧心忡忡，后来经1941年入党的父亲的劝说和解释，这位曾遭受过敌人抓捕而死里逃生的母亲，才转忧为喜，高兴地到村食堂称了三市斤白薯面，全家人团聚一堂吃了顿“饺子”。

第二天清晨，父亲同我赤着双脚，从市北郊顶风冒雨，步行十五公里，到了唐山师范学校新兵集合地。父亲临别时，从怀中掏出了3个煮熟的鸡蛋给了我，让我在路上吃，我毫不迟疑地迅速将鸡蛋塞还给了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

在部队，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和希望，年年受到嘉奖，还被评为五好战士和技术能手。1965年在军报训队当班长时的“抗美援越”战备中，我和战友共同创作和演出的活报剧《枪挑约翰逊》，在我军的文艺调演中还获得了创作奖和演出奖……服役三年期满、士兵可以探家后，几次的探家，我都看到我的那张“入伍通知书”被镶挂在我家西屋的白墙上。可是我复员后，它却不知了去向……

一九七六年，唐山发生的那场特大地震，全村的房屋全部倒塌，以母亲为首的5位亲人遇难，以父亲为首的3人砸成重伤并转院，造成家毁人亡，财物损毁极其严重。就连我在部队和地方十几年积攒和写的十多本日记、报刊剪辑、各种文史资料和文稿等，几乎全部失落损毁。从此，我对我的那张入伍通知书再也不报任何希望了。

1997年8月，父亲患了不治之症。患病期间，父亲得知我儿启鹏——自己的长孙又被批准参军，并获得了一张烫金的大红“入伍通知书”后，他那因病失明的双眼，又滚动出了晶莹的泪珠儿。他的手紧紧握着孙子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他在部队好好干，莫望初心，发扬光荣传统，争当我刘氏家族第四代英勇坚强、保家卫国、为民不断立功的顽强战士！

我儿子刚刚到军营20天，父亲便走了。在整理父亲不多的遗物时，却在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了我那张久违的完好无损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我的眼睛刹那间又滚下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