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历史 学习黄炎培



    一、 登船

1945年6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国共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欢迎。7月,除王云五以外的六人访问了延安,并受到热情接待。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从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便将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并在1945年12月16日,作为主要创始人,创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开始与共产党风雨同舟。

二、共创新中国

1948年5月,民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派代表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工作。1949年1月,民建负责人同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早日建立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9月﹐作为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民建代表和其他七个民主党派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三、共建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70多岁的黄炎培成了政府主要领导,他不肯尸位素餐,不改直言本色。他亲笔给毛泽东写的信有一百多封,毛泽东的回信有六十多封,他们讨论的大都是国事。如1950年,因为之前抑制通货膨胀,随后一度出现市场萧条、商店关门的情况。黄炎培遂将自己的建议,致信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薄一波。毛泽东收信后,又请黄炎培当面讨论。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建议被中央付诸实施,稳定了经济状况。对于毛泽东的从善如流,黄炎培很是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如愿了。”1949年后最初几年的发展,让黄炎培以为中国走出了“历史周期率”。1951年,黄炎培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说:“对人要和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要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夸张。到今天,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谈,我估计低了,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久长’。”

    四、共创明天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此民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完善和发展业已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续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并履行监督职责,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安定团结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系统谋划,先后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新形势下,我们民建如何全面推进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事关民主党派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进步,事关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以老领导黄炎培为榜样,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坚持与经济界的紧密联系,努力发挥会的特色;坚持与时俱进,在自我教育中不断提高会的素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创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