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6年加入民建的，成为民建会员后，更是喜欢了解民建的会史，尤其是先辈的故事风彩，令我感受很深。由于我本人平时喜欢收藏，自然也就喜欢上了对民建历史有关人物书画、传记等的收藏，已先后两次将收集的民建先贤的书法作品、图书、历史资料等送往民建中央。在与民建会员交淡中，得知民建中央原副秘书长安冠英同志长期从事民建自身的理论研究工作，并参与编写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早就萌发了见一下安副秘书长的念头。第二次去民建中央捐献活动结束后，我谈了自身应该在收集、整理民建组织和先贤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去研究民建理论和会史的想法，没想到民建中央很重视，很快与安冠英副秘书长取得联系，并进行了安排。2019年12月29日再次踏上去北京的高铁，想到很快就会和安副秘书长交流，心中自然很激动。

安秘书长的家住在老城区德胜门内大街的一个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寓意非常好，叫“三不老胡同”。走进小区，发现住宅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建筑，距今至少有四十年的历史了。敲开门后，看见的是一位老者，他把我们请到最里边的房间。房间不大，有一张双人床，床边有一张黑皮沙发。坐下后，老人开始忙着倒茶水、拿水果。这位老人个子很高，很瘦，但是看上去非常精神，头上几乎没有白发。坐下后方知，原来他就是安冠英副秘书长，今年将近80岁的高龄了。说明来意，安老开门见山说的第一句话是：“开展民建理论研究工作的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个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章程。离开党的政策，会使研究走入误区。”随即， 安老从中国共产党领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讲到各民主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谈到他所亲身经历的胡厥文、孙起孟、成思危三位主席的故事；从民建自身组建的特殊性，讲到经济理论研究与风险投资实践。点点滴滴让我茅塞顿开。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建人应该继承的优良传统。

各民主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作为民建会员，提高自身站位，增强政治意识，必须要弄清楚的事。这个问题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面临着“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的重要时刻。各民主党派应运而生，他们主张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这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思想是一致的。我曾向民建中央捐献过一本小册子，是1945年解放区发行的《民主与独裁》，上面有时任民盟中央代理主席左舜生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猪仔国民大会。”因为共同的政治站位和思想主张，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献言献策。国民经济逐渐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有了今天繁荣、稳定的市场经济局面。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生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年民建即将迎来成立75周年。如何追溯民建初心，担当历史使命？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任主席胡厥文在民建成立40周年时，提出民建有三大优良传统。第一，是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第二，是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是坚持自我教育。

让我最震撼的是一代代民建人的爱国精神。早在民建成立之初，即提出“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国民经济发展，针对当时出现的财政困难、物价上涨等重大问题。民建创始人之一的章乃器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发行公债。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发行公债的决定。在认购公债过程中，荣毅仁代表申新纺织厂认购60万份。在民建会员的带动下，上海市工商界掀起了认购热潮，共认购2678万份，占上海市公债总数89%。其中民建会员李国伟个人出资28亿元，并决定将这笔公债捐赠给政府，中央统战部根据当时政策没有同意。然而李国伟决心已定，专门请人刻了一枚图章：“支援建设，永不兑现。”1978年，李国伟因病逝世，临终前叮嘱夫人在定息存款发还时捐赠。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民建总会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界团结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随即天津市工商界举行4万多人的示威游行。上海市民建会员捐献飞机179架。民建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章乃器先后赴朝慰问志愿军战士。吴蕴初亲自送女儿上前线，他说：“我爱我的女儿，但更爱我的祖国。”爱国是爱会的源泉，是一个人拼搏奋进的不竭动力。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自发收集和捐献与民建相关的藏品？当年章乃器先生倾其一生向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捐献藏品千余件的事迹，让我真实感受到民建人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我虽然能力有限，但也愿继续践行章乃器先生“变家传之宝为国家之宝”的义举，为民建、为多党合作历史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先生曾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要唱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5年以来，民建始终如一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祖国建设、民族振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今已是耳熟能详。在1982年之前，这个方针仅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个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胡厥文主席提出，无论在国民党独裁时代，还是在文革时期，各民主党派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完全可用“肝胆相照”来形容彼此的关系。胡耀邦看后，即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变成了今天的十六字方针，民建也在不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这十六个字。从坚持“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到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从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到协助国家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从小平会五老热气腾腾的火锅宴到中信、光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建设多党合作写入宪法到大力倡导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从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呼吁减税降息到举全会之力抗击疫情......75年的奋斗历程，中国民主建国会无愧为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无愧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过去我对这个问题考虑的不多，仅仅理解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通过学习会史，了解历史脉络。让自己通过了解民建、爱会，更深入地了解党、爱党。

孙起孟主席曾经说过：“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灯亮一盏，光洒成片，不厌其小，务求其实。”70余年来，民建始终坚持自我教育，努力在参政议政中抓重点、抓实践。我是经营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器的重要支撑是风险投资。在加入民建之前，就熟知成思危先生的名字。学习会史后，方知1996年民建七届一中全会上，成思危当选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主席经过多年研究得出全球性企业的成长源自风险投资，并成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倡导者。1999年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当前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建议》，随即由民建发起成立的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并连续每年举办中国风险投资研讨会。2015年7月，由民建中央、国家科技部、广东省政府联合主办第十七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论坛以“新常态下风险投资的改革与创新”为主题，共同研究新时期风险投资事业发展之道。以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为契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成思危主席对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热心推动和努力，被中国科技产业界尊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安老正是成思危主席在任时的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据安老讲，主席在民建理论研究、经济理论研究、风险投资实践上有重要贡献。他的家和办公室就如同一个图书馆。晚年主席身患癌症，几次手术后，他依然在拼命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在入会前，我很少关注时事，对很多政策也不了解。入会后，方知履职尽责是会员应尽的义务。记得在2019年5月中央教科委在武汉市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我做了关于《新时期下中小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建设的思考与实践》的发言。发言后，在与其他委员交流中，感觉在走向全国平台后，自己的思维和视野还是相对狭窄，思考的问题多在河北省内，甚至石家庄市内。要在全国的平台上参政议政，必须提高能力，增长见识。后来在民建北京市海淀区委、武汉市委、包头市委、大连市委、太原市委、临汾市委、廊坊市委、沧州市委等相关领导和会员的帮助下，我开始了与其他地区民建组织走访、交流、学习的道路。在孵化器建设、中小科技企业成长、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等多个领域，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在此期间，民建河北省委分别安排我参加了江西、四川、甘肃三届“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更是对自己的思维进行了洗礼和升级。

和安老交流的时间过得很快，结束后老人把我们送到门口。并殷切叮嘱：“希望今天能对你有所帮助，祝你在民建理论研究上再创新高”。坐上回去的列车，老人和蔼的对人态度、俭朴的生活作风时时出现在脑海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不仅是历史负于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